ESG重塑企业价值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越来越受到企业、投资者、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增长模式，通过ESG管理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资本市场也更加重视投资风险管控，以ESG指标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我国一些优秀企业在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过程中，重视将ESG理念融入发展战略和决策过程，实现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SG理念起源于社会责任投资，沿着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公司治理的路径不断演化并拓展内涵，逐步从小众视角走向主流共识。

1. ESG基本概念及内涵

ESG中文意译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但由于不同主体的关注重点不同，其框架议题存在较大差异。

环境责任议题指企业通过提升环境保护绩效，降低生产经营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关注资源消耗、废弃物排放、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环境责任；

社会责任议题指企业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秉持更高的道德规范，主要关注生产经营活动为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链、社区等利益相关方贡献的价值；

公司治理议题指企业将环境、社会影响因素映射到企业治理体系之中，主要关注企业董事会结构、高管薪酬、反商业贿赂、反腐败、信息透明度、企业文化等为实现内外部利益平衡而建立的科学制衡机制。

2. ESG发展演进

ESG发展演进可划分为起源、酝酿、确立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

起源期（20世纪60年代）。ESG理念最早起源于社会责任投资，具有“社会价值投资”“伦理投资”内涵。1965年，瑞典在禁酒运动背景下，成立世界上首个社会责任理念的投资基金——Akite Ansvar Aktiefond，明确将酒精和烟草类企业从投资组合中剔除。

酝酿期（1970―1990年）。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有2000多万人参与的“地球日”活动，并逐步扩展至世界各地，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1971年，美国圣公会以股东身份要求通用汽车公司暂停在南非的一切业务，直至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同年，美国帕克斯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世界上首个社会责任共同基金——帕克斯世界基金（Pax World Funds），明确不投资与越战有关联的企业。

1973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正式成立，旨在激发、提倡、教育和促进全球资源合理利用并推动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

1983年，英国成立道德投资研究服务机构EIRIS，社会责任投资在欧洲资本市场逐步确立。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人类现今的发展需求，又不损及子孙后代的发展需求；同年，由UNEP组织的“保护臭氧层公约关于含氯氟烃议定书全权代表大会”通过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全球排放总量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这一时期，联合国及大多数国家相继成立环境保护机构、出台环境保护法案，一些组织创立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并将公民权利、环境保护等议题纳入投资决策。

社会责任投资通常在投资组合中排除与社会、环境、治理方面的通用价值规范相冲突的企业（如酒、烟草、赌博、色情、军火等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社会责任投资日后将与ESG相结合。

确立期（1991―2006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协调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这些议题逐渐被归类为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三个方面，纳入社会责任投资的考量。  

1990年，美国独立投资研究公司KLD 创设首个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准则的指数——多米尼400社会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旨在为社会责任型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基准。

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首部《公司治理准则》，为成员国公司治理提供包括董事会、管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关系等内容在内的共同参照要素，将公司治理从企业微观层面提升到宏观经济乃至国家治理层面。

1999年，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发布，主要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以投资角度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2000年，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正式成立，要求全世界的大企业每年公开碳排放信息及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

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发布《关心者赢》（Who Cares Wins）报告，首次正式提出ESG概念，倡导全球企业不只注重单一的盈利指标，而应从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多方面追求可持续发展。

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制定《责任投资原则》（PRI），致力于推动投资机构将ESG因素纳入企业价值评估；同年，高盛集团发布ESG研究报告，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概念整合到一起，标志着完整的ESG概念正式形成。

快速发展期（2007年至今）。进入21世纪，随着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理念的不断深入，ESG快速发展并逐步走向规范。

2011年，全球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开始制定针对特定行业的ESG信息披露指标。

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共同达成“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协议，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6年4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78个缔约方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统一安排。

2020年9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五个机构联合发布构建统一ESG信息披露标准的计划。

2022年3月，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国际准则（征求意见稿）》。

近年来，环境议题成为ESG的核心问题。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生物多样性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绿色”“蓝色”成为经济复苏、可持续发展的主色系。

我国也更加重视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可见，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民生所系，也是当下ESG的关键议题。

1. ESG与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价值的联系与区别

（1）ESG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象应用

ESG的理论渊源是企业社会责任（CSR），两者均认为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但两者也有较大差异：

一是议题框架领域不同。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评价企业经营活动对外界的影响，更多关注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较少涉及公司治理议题；ESG从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水平，强调环境、社会因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评估。

二是应用场景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应用场景聚焦品牌建设、宣传推广，利益相关方更加关注企业在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社区沟通、员工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沟通；ESG应用场景聚焦资本市场，投资者主要关注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影响力表现。

三是信息披露要求不同。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负责任”，ESG则要求企业“价值可衡量”。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企业对信息披露的方式和内容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主动权；在ESG实践中，企业由于受到评级机构的评估、投资者的审视以及监管机构信息披露规则的约束，需要以投资为导向制作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的披露报告。

（2）ESG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可持续发展指既能满足人类现今的发展需求，又不损及子孙后代的发展需求。而ESG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方法、路径。

二者区别在于层次侧重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发展议题，从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维度探讨全球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才是目的。

而ESG聚焦具象的主题，是企业或某一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法和路径。

综合来看，ESG的概念和议题框架已充分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中。

综合来看，ESG概念经过不断迭代演进，形成以投资为核心、开放包容的分析框架。许多国家以ESG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将ESG非财务指标纳入企业价值评估体系，引导企业从只注重自身经济效益到注重各相关方利益，再到关注负责任的投资、影响力投资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绿色金融，逐步推动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综合利益最大化。

2. ESG主要应用场景

ESG应用场景主要包括ESG信息披露、ESG评级、ESG投资、ESG管理等方面。

ESG信息披露是参照一定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对企业ESG实践情况进行信息披露（包括自愿披露、半强制披露、强制披露）。

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ESG信息披露仍然属于企业自愿行为，相关信息是否公开、公开哪些信息、以何种方式公开取决于企业自身意愿。

ESG评级是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作为主要考量因素进行投资评估的评级方式，是一个将ESG相关信息分类、量化、整合的过程，主要涉及指标构建和打分两个方面。机构投资者将ESG评级纳入投资决策过程，旨在增强投资组合的风险控制能力，提高长期收益水平。

ESG投资指在投资决策中考虑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以及财务因素，是在ESG评级基础上的策略应用。

ESG投资从产、融角度衍生出许多投资品种，如金融和资管机构通过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孕育了环境投资、ESG指数投资、ESG指数期权等投资标的；实体企业通过股权、债权、公开市场证券等，创新可持续投资、影响力投资、目标驱动投资等融资产品。

ESG管理指企业管控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中的相关风险，创造社会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1. 全球ESG信息披露框架基本形成

一是全球已有80%的大公司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编制ESG报告，对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绩效表现进行评估、监控和披露。GRI标准是最早和当前使用最广泛的ESG披露标准，也是我国香港交易所ESG报告主要参考框架。

二是几乎所有气候信息披露框架都来自TCFD指南。2015年12月，由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组成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设立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指南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于2017年6月发布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指南》（TCFD）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的披露提供了一个共同架构，是目前全球影响力最大、应用最广泛的气候信息披露标准。

三是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主导规范ESG信息披露。ISSB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发起组建，旨在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非财务准则，与财务会计准则形成两大支柱。

2021年至今，ISSB已整合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价值报告基金会（VRF）、气候变化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四家国际组织，同时还继承了TCFD标准，形成《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信息披露一般要求》《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ESG信息披露相关标准，在ESG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

2. 知名国际机构纷纷推出ESG评级产品

一是海外主流指数公司发布ESG评级产品。目前全球影响力较大的ESG评级产品有美国明晟（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的中文简称，英文简称MSCI）ESG指数、英国富时罗素指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标普可持续发展指数等。

其中，明晟ESG指数是目前国际投资者普遍使用的ESG评级产品，包含3个核心、10项主题、37个关键指标（如表1所示）。

二是许多机构跨界开展ESG评级。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惠誉、标普均开展了ESG评级业务，并将ESG作为信用评级的因素之一纳入信用评级体系。如穆迪评级方法设计了ESG发行人状况得分（IPS）和ESG信用影响分数（CIS），旨在反映ESG风险敞口及其对信用评级的影响。

三是具有影响力的榜单开启ESG非财务评价新赛道。2022年8月23日，《财富》杂志发布“2022年中国ESG影响力榜”，这是其首次从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角度对中国企业进行考量。

3.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监管政策逐步规范

近年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规范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的监管政策。

2022年2月，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FRC）发布《公司战略报告（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条例》，强制要求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员工超过500人的公司披露与气候变化风险相关的信息。

2022年3月2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公布规范上市公司气候信息披露行为的提案，要求在美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与气候变化风险影响及管治措施相关的信息，并将自愿披露变更为强制要求披露。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上市的企业，需要按照《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指南》（TCFD）最新版本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和“双碳”战略推进落实，ESG在我国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实践ESG的优秀企业，它们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创建世界一流企业过程中，重视将ESG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效益。

同时，由于我国ESG发展起步较晚，也存在着制度体系不够完善、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投资规模小等短板和制约瓶颈。

1.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降低26.2%。

其中，中央企业2021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2012年下降约33%，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75%、54%、74%、56%，平均供电煤耗降至298克/千瓦时，电网新能源利用率超过97%。

在绿色金融方面，国有企业已成为我国绿色债券主要发行群体。截至2022年8月，我国发行的450只绿色债券中，中央企业发行139只，发行规模2896亿元，占总发行规模的59%。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聚焦主责主业，将ESG理念贯穿于整个产业链条、深植于业务场景，持续构建“3+3+1”绿色低碳产业格局。

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节能共开发运营绿色园区50个，绿色产业建筑面积达364.97万平方米；累计生产绿色电力243.51亿千瓦时，约合减排二氧化碳1854.6万吨、节约标煤743.92万吨；在长江经济带累计实施各类节能环保及绿色发展项目500多项，总投资逾1300亿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践行ESG理念，持续打造“浦发绿创”品牌，以绿色金融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成为唯一入选《财富》杂志“2022年中国ESG影响力榜单”的商业银行。

北京博雅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数字化技术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和企业绿色发展，打造数字化“双碳”服务品牌，落地多项智慧城市和碳中和数字化应用场景。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续实施修复绿色星球、企业和员工双向促进、营造高质量消费环境、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社会包容和韧性、推动人人参与的公益、建立健全ESG治理体系机制七项工程，实现从CSR向ESG的进化，创造“商业+社会”双重价值。

继连续1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之后，阿里巴巴2022年8月发布首份《ESG报告》，全面展现其对于环境保护、均衡发展、公司治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行动。

2. 国有企业是ESG管理的积极践行者

自2006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发布中国本土企业首份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模范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积极开展ESG相关信息披露。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有613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占该年度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总数的44.88%。

自2013年开始根据港交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进行ESG信息披露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从管理、实践、披露三个层面持续完善ESG管理体系，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指标，全面、扎实履行社会责任，营造与各利益相关方和谐共生、价值共创的可持续发展环境。

2019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与SK（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中韩企业社会价值研究”课题研究。2021年，该项目由课题组演变为众多专业机构和企业参与的ESG发展理论与实践案例合作研究机制——企业社会价值实验室，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价值理论模型及评价指标。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22）》显示，近七成中央企业已设立社会责任领导机构，超六成中央企业推进社会责任工作绩效考核，超九成中央企业组织或参与社会责任培训。

3. 我国ESG发展短板与制约瓶颈

一是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制度体系。近年来，虽然我国陆续出台与ESG相关的文件，如上交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港交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等，但部分指标与议题缺乏统一标准，部分ESG议题本土化程度不足，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尤其缺乏ESG顶层设计的政策性文件和国家标准。

二是ESG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截至2022年6月，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相关报告的比例仅为30%，其信息披露的质量也不高。

一方面，ESG信息披露多以正面指标为主，报告内容主观性较强，不够全面、客观；另一方面，报告的指标量化率较低，ESG关键指标披露口径不一致，数据缺乏可比性；大多数企业的ESG报告未经第三方评估，缺乏说服力。

三是ESG评级结果关联性较低，缺乏权威性。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国外主流ESG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相关系数在0.38至0.71之间，平均为0.54；而国内华证指数、商道融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3家主流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相关系数在0.13 至0.40 之间，平均仅为0.26。

此外，国内评级机构大多引用和借鉴明晟ESG评级标准和方法，缺乏本土化的评级指标体系。

四是国内ESG投资市场总体规模小，且风格单一。截至2022年8月，国内市场ESG公募基金共计275只，总规模3681亿元，其中2021年以来新发行产品数量超过2017―2020年四年的总和。

虽然近几年我国ESG投资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市场规模仍然较小，且ESG基金投资风格多以主动管理型为主，主题多以环保和公司治理为主。

国外特别是欧美ESG快速发展后逐渐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

我国在ESG领域具有后发优势，应充分借鉴国外ESG发展的经验教训，完善ESG相关制度和标准体系并加强监管，少走弯路。要清醒地认识到ESG是一种与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新型投资经营体系，而不仅仅是企业对外宣传的工具。

只有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创造社会价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融合，才能使ESG真正成为服务我国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利器。

1. 加快标准体系建设，加强监管，解决ESG“洗绿”问题

一是加快推进国家ESG信息披露标准体系建设，指导我国ESG评级健康发展。应在国家层面建立ESG相关协商机制，在企业会计准则修订、绿色金融转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沟通协调，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ESG相关政策制度，建立框架性标准体系。

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总结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从预防着手，将ESG“洗绿”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2. 加强ESG数据库、评级体系和第三方评级机构建设

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ESG评级数据资源库，保证评级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ESG评级机构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获取评级数据资源、挖掘和分析相关企业信息，以保证ESG评级数据的真实性和结果的可靠性。

二是建立统一的评级标准及其指标体系。ESG评级要与可持续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同时平衡不同行业之间的共性指标和特性指标，以保证ESG评级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三是建立第三方评级、认证管理机制。通过对企业ESG报告和第三方评级机构的鉴证或者认证，形成外部制约机制，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独立性。同时，相关部门应出台ESG第三方评级机构管理办法，建立第三方评级机构入库标准和动态调整机制，规范第三方评级市场秩序。

四是注重平衡“对标国际”和“结合国情”的关系。在ESG本土化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国情，使ESG评级既能够真实反映本国企业情况，同时也要对标世界一流，提高国际认可度，增强国际话语权。

3. 把握“双碳”背景下ESG发展节奏

一是政府要统筹兼顾做好ESG发展规划，平稳有序落实“双碳”目标，既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也要避免“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

二是企业要加强对ESG的认知和理解，自觉把ESG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落实到生产经营活动中，用好ESG工具，助力高质量发展。

三是要加强低碳、环保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既要避免企业“绿色通胀”风险，也要防止企业将“绿色溢价”转嫁给消费者。

4. 丰富中国特色企业社会价值的内涵

企业社会价值是ESG理念具象化应用的试金石，更直观地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在探索中国特色ESG发展路径过程中，要将新发展理念、企业家精神、义利共赢理念等融入ESG框架，丰富中国特色企业社会价值的内涵，促进ESG评级从单纯的金融市场投资决策工具转变为企业行为改善、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